浅谈唐太宗李世民

据《新唐书》记载：“太宗为人聪明英武，有大志，而能曲节下士。

唐太宗李世民（599—649），在中国历代皇帝中，其文治武功确实是比较显赫的，堪称一代英主。就个人魅力而言，他天生英姿，才华过人，常人难以企及。

李世民四岁的时候，有一位算卦先生来拜谒父亲李渊，对李渊说：“按相法，你是个贵人，但是你家里必定有一位贵子。”等到他见了世民，便说：“这孩子龙凤之姿，天日之表，长大之后，必能济世安民。”说完就走了。李渊害怕这话一旦泄露出去，引来杀身之祸，便派人去追杀算卦先生，却早已不知去向。李渊觉得这件事很神秘，于是就用其语，给孩子取名叫世民。

隋朝大业十一年（615），有一次隋炀帝被突厥兵包围在雁门，孤立无援，情况十分危急。隋炀帝修了一封召集兵马救驾的诏书，系在木头上，投到汾水河中。这时李世民才十六岁，他应募参军，去救援隋炀帝，隶属在将军云定兴部下。他对云定兴说：“贼寇敢围困我天子，必定是知道我们没有援兵。现在我们应该把军队前后拉开数十里，让贼寇白天能看到旌旗如云，黑夜能听到征鼓如雷，敌人一定以为我们的大队人马到了，不用打他们就吓跑了。如果不这样，敌人一旦了解了我们的虚实，胜负就很难预料了。”云定兴听从了李世民的计谋，敌兵果然不战自退。年仅十六岁的李世民自此崭露军事才华。

隋大业十三年（617），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起兵反隋，当时的主要策动者就是李世民（时年李世民十八岁）。李世民看到隋末天下大乱，盗贼蜂起，便广交英雄豪杰，积极招兵买马，准备夺取天下。他的密友、晋阳县令刘文静因受瓦岗军首领李密牵连，被捕入狱。李世民以探监为名，在狱中与刘文静定下了举兵反隋的计划。并派人告知父亲李渊。李渊“初不许，已而许之”。李渊已起兵，建大将军府，西征，将至霍邑，碰上天下大雨，军粮告尽，李渊想还兵太原。李世民劝道：“我们举义兵，是为了拯救天下，应该直入咸阳，号令天下。现在我们回去死守一城，那和贼寇有什么两样呢？”李渊不听，李世民哭于军门，李渊惊，召而问之，李世民说：“还则众散于前，而敌乘于后，就快要灭亡了，所以感到悲伤。”

李渊始醒悟，说：“要起事也是你的主意，成败就依你吧。”于是大军继续前进，最终攻入隋都咸阳，夺得了天下。李世民的雄才大略、高瞻远瞩于此可见一斑。

李世民即皇帝位后，表现出了非凡的治国安民的才能。他选贤任能，赏罚严明；虚心纳谏，杜绝谗邪；轻徭薄赋，不夺农时，使国家很快富裕起来。贞观年间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：“商旅次野，无复盗贼，囹圄常空。马牛布野，外户不闭。”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纷纷臣服，将唐太宗尊为“天可汗”。当时的唐都长安是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性大都市。唐太宗为人、治国都十分严谨，为的是使唐代的江山社稷能够长治久安。既如此，他就不能不重视大唐江山的继承人问题，不能不关注太子及诸子弟的教育问题。

贞观元年（627），唐太宗即位后，立长子李承乾为太子。承乾时年八岁，聪明机敏，颇得太宗宠爱。然而，李承乾长大之后，却日渐沉湎于酒色，荒废学业，不求上进。贞观十七年（643），李承乾竟然勾结私党，招募勇士，图谋叛乱。唐太宗随即将承乾废为庶人，改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。

立太子的事使唐太宗颇伤脑筋，据说他好几次以头撞墙，要寻短见。

从这件事之后，唐太宗对太子严加管教。吃饭的时候，太宗便指着饭对李治说：“春种秋收，都要经过艰辛的劳动，只有爱惜民力，不夺农时，才会有饭吃。”李治骑马，太宗便说：“马能代步，如果使用得当，爱护马，才能常有马骑。”见其乘舟，又说：“舟好比人君，水好比百姓。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。你将来会成为国君，一定要从中得到启发。”见其在树荫下乘凉，就说：“这棵树虽然弯曲，但经木匠的墨绳量过之后，就可以裁成笔直的木板。作君主的自己虽然没有大的才能，但只要虚心纳谏，肯听忠言，也能成为圣明的君主。”他还告诫其他儿子说：“所有的父亲都知道疼爱自己的儿子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做儿子的如果能忠孝两全，这是最好不过的。但儿子如果不走正路，不遵礼法，必然招致杀身之祸，父亲虽然疼爱，也没有办法。汉朝的时候，燕王刘旦骄横跋扈，十分狂妄，霍光下了一道诏书，燕王就身死国灭。你们要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，事事小心，方可无虞。”据说，自打太宗如此教诲之后，太子诸王都能约束自己，不再惹事生非。

贞观十九年（645）二月，唐太宗以高丽执政泉盖苏文弒主虐民为由，亲率六军，从洛阳北进，率兵攻打高丽。但东渡辽水以后，由于遭到高丽的顽强抵抗，唐军在安巿城（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）久攻不克，加之气候转冷，草枯水冻，粮草不继，兵马难以久留，只得下诏班师。

太宗在位期间，除政治、军事方面有卓越成就外，在社会、文教方面都有更张。在社会方面，太宗鉴于士族仍然垄断高官之途，为了平抑门第、为国家提供更多人才，太宗一方面命高士廉选《士族志》，以「立功、立德、立言」为标准，重新评估士族，无功德者一律除名；另一方面，承袭隋代的科举制度，以延揽人才。

为了提供优良教育的环境，太宗建立了以国子监为首的京师学。包括在高祖时建立了国子学、太学、四门学，太宗时建立的律学和书学，增建校舍，足以容纳二千名学生学习。又设弘文馆，专门供皇族及高级官员子弟入读，一时文教之风大盛，四夷君长都遣子弟来长安学习。

同时，太宗又注重编修书籍和历史。他命令搜求民间死去学者的遗书。隋末，在洛阳的隋代藏书在运住长安途中都于黄河，势余的只有一万四千部，约九万卷，但到太宗成立弘文馆，其中就藏书二十多万卷；太宗又认为南北朝时期经学分为南北两学，经学纷云，于是孔颖达加以整理，颁为《五经定本》，是为《五经正义》的稿本，成为科举考试提供了基本。史学方面，太宗立国史馆，编选南北朝及隋朝历史，一方面以示唐室正统，另一方面从中汲取历史教训。

贞观二十二年（648）正月，唐太宗将他撰写的《帝范》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，并对其谆谆告诫说：「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，像我这样，是绝对不能效法的。因为如果取法于上，只能仅得其中，要是取法于中，就只能仅得其下了。我自从登极以来，所犯过失是很多的：锦绣珠玉不绝于前，宫室台榭屡有兴作，犬马鹰隼无远不致，行游四方供顿烦劳。所有这些，都是我所犯的最大过失，千万不要把我作榜样去效法。」

贞观二十三年（649）五月二十六日，唐太宗病死在翠微宫含风殿。同年八月，葬于昭陵（在今陕西礼泉东北）。